六安茶贡茶
御碗佳茗中的六安茶
产自安徽六安州与霍山县两地的六安茶,迟至汉代就已有记载,至唐朝时小有名气。其名曾为霍茶、瑞草魁、仙芽、天柱茶等,至明代始称六安茶,并沿用至今。明代,在“任土作贡”的制度下,六安茶被列为贡茶。至清代,朝廷在向浙江、福建、湖广等各大产茶区征解茶叶中,六安茶也列在其中。
清朝,六安茶是以两种形式贡入宫廷的,即岁进与年例贡。前者称之为岁进六安茶芽,或岁贡六安芽茶。这类贡茶额数大,朝廷对其入贡期限有严格的要求。而后者贡茶因在时间上不受朝廷的限定,所以原产茶地上的茶农等人竭尽能事进行加工,使之茶品质优中见丰富。其中“银针茶”仅取枝顶一枪,即茶叶尚未展开的细小嫩芽;“雀舌”,是取枝顶上二叶之微展者;“梅花片”,是择最嫩的三五叶构成梅花头;“松萝茶”虽非正宗产地,是仿安徽休宁加工法而成,依然属上乘茗品。这些堪称安徽六安州霍山地茶中之冠的茗品,每年遇年节,诸如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日、元旦(春节)、端午节等节日,由地方巡抚、总督等有身份的官员,将茶进呈宫中。以道光二年(1822)为例,安徽巡抚端阳贡中:“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年节贡茶相对岁进六安芽茶品种丰富,但入宫数量与岁贡相比微乎其微。两种形式的贡茶,在宫内用途不尽相同,本文述及的内容主要是岁进六安茶。
清朝廷对岁进六安芽茶,给予了多方的关注。在岁进贡额上,从清初到乾隆时期几度增减,其中波动最大的一次是乾隆元年(1736)因王公分家,按宫规需配供六安芽茶之故,将贡茶猛增至720袋。因朝廷摊派过重,以至于巡抚等官员发出民力艰难等语。后为疏解民力而停贡两年,最后以每年400袋,每袋一斤十二两入贡为常。对于岁进的茶品的质量,朝廷明确提出“粗茶不堪内廷应用”的规定。届时地方官严把质量关,精心于雨前极品,即专采新芽中一枪一旗的叶子,经加工后以一斤十二两为单位,装入黄绢袋并予以缄封,最后封贮四大箱中,箱外需以龙纹装饰的包袱包裹,再用饰有龙旗的大杠抬之。贡茶自谷雨后起运,行程55天内抵京。朝廷在接收的各省岁进芽茶中,对于六安芽茶有特别的安排。清初,以六安芽茶送进内库,其余各种芽茶移交珍馐署,给予外藩。至清中期,六安芽茶则直接交与掌管朝廷的宴席膳食事宜的光禄寺,再由光禄寺转交茶库。而其他岁进芽茶则交与户部或礼部,再转交茶库。由上可见朝廷对岁进六安芽茶在诸多方面的倾心,而这一表现皆因对其有特别需求使然。
供帝后日饮的茶,这是宫中以月为单位指定妃嫔等人饮用的茶品。清代,由南方进贡的众多芽茶中,产自江苏天池山的天池茶与安徽六安州及辖地霍山县两处产的六安茶,是宫内后妃等人指定的日常饮用的茶品,其中又以六安茶为主。因六安茶进贡数量有限,宫内皇太后等人要依身份按额定数量领取。官方撰《国朝宫史》、《内务府现行则例》、《奏销档》内分别记有宫内嫔妃等人有关六安茶的份例内容,虽然在供用量上略有出入,但仍可反映用茶的概况。现以乾隆六年五月十七日各处应用六安茶数目折为例,供内廷各主位日常饮用:皇太后每月用六安茶一斤;妃每月每位用六安茶十二两;嫔每月每位用六安茶十二两;贵人每月每位用六安茶六两;常在每月每位用六安茶六两;答应每月每位用六安茶三两;果亲王阿哥、公主每月每位用六安茶四两、二两不等;和硕淑慎公主、和硕端柔公主每月每位用六安茶十二两。身为天子的皇帝饮六安茶是根据需要随意可取的,在皇帝用的宜兴紫砂窑芦雁纹茶叶罐的盖面上,刻楷书“六安”二字,正是储存六安茶专用的茶叶罐,以供皇帝素日啜饮。在一些文献中,也未见明文规定皇后用茶的数量,由此认为在饮六安茶上似是与皇帝有同等享用权。除此外,皇家在围猎、谒陵等外出活动中,六安茶也是必带的茶品。如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关于驾幸热河备带的丰富物品中,特别提出“上用六安茶八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奏案 05-0325-075》)
在宫内能够有幸得到六安茶饮的,就是那些在宫廷相关机构中效力的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按照皇帝谕旨,中正殿正殿的画佛喇嘛绘制极乐世界长寿佛四轴,当时人手不够新添画佛喇嘛一名,宫内给这位喇嘛的饮食份额中就有每月用六安茶二两。此外,景山学艺处也会得到六安茶。
就宫内面对繁多产地的贡茶,却主要以六安茶为日饮茶品而论,其实谜底就在于饮食习俗与茶之特性这两方面。清统治者为满族,入关后在饮食方面仍保留了本民族的习俗。他们喜食奶制品、饮奶茶,尤其在肃杀的冬季,为抵御严寒而增加热量,更是日日肥甘厚味。如此下来,体内堆积着过量的油腻,需要与之相克的饮品。而当时大众认识的茶品中,就有一直被传颂素有很强的消垢腻、去积滞功效的六安茶,这无疑受到帝后的重视。六安茶也由此在众多贡茶中脱颖而出,成为宫中日饮不辍的茶品。六安茶的这种作用,曾有一实例载于《续金陵琐事》中。当朝御史陈公家中小公子,一日忽闭目,口不出声,手足俱软,急请医生,屡次治疗不见效果,只有孟大夫看后便说:公子无病,只是饮酒、乳过多沉醉而引发的病态。于是浓煎六安茶,给小儿饮数匙后便明显好转。御史见状拍掌大笑说道:得之矣,可谓良医。其实,受到御史夸奖的这位良医,成功之处在于给患者用对了茶品,是六安茶特有的茶性发挥的作用。用六安茶调养身体的实例,与诸多茶人笔下对六安茶品鉴的结论可谓相得益彰,从客观上或多或少佐证了皇家日饮六安茶,是以充分汲取六安茶的消滞作用,以保帝后身体的安康为初衷的。
作为赏赐品,这是清宫将普通的茶品赋予了礼仪的性质,以期发挥更大的效用。历来皇帝的赏赐表示君子抚慰臣子,以联络君臣感情,而对于受赏者则是人生中莫大的荣耀,六安茶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雍正时期,有两臣被派往云南,临行前雍正帝御赐六安茶二瓶抵滇。乾隆十七年(1752)学士陈廷敬、叶方蔼,侍读王士正同入内直。其间皇上数回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奶酪茶、六安茶等物,其中的六安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四月复”数字。皇帝行赏中也有赐予外国使臣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英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在诸多赏赐物中就有赏英咭唎国王六安茶十瓶、赏英咭唎正使团六安茶八瓶。另外,宫廷对于临时特供饮食中,也会用到六安茶。雍正八年(1730)定文会试的三场应试的举子食物是,每场供鸡150只、猪肉800斤……还有三种茶,即六安茶20斤、北源茶30斤、松萝茶40斤。如是六安茶的作为赏赐物,承载着皇帝对臣民的厚爱与期望,也体现了清朝对外国以礼相待,同时也印证着六安茶在众茶中,是一般人难以求到的赐予之物。
宗教活动用六安茶,这是六安茶在宫内比较特别的用法。其实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所以有“茶禅一味”之说,就这一特点在清宫用的茶品中是有表现。宫内每年的贡茶中有些是由寺院僧人参与制作的,他们要在地方官的监督下进行采摘、加工等,以求得到上好的成品茶。宫内用茶中也有将茶专门供于佛堂中,成为佛堂供物之一。乾隆、嘉庆两朝,多年在紫禁城雨花阁的大佛堂内上供着龙井茶是为一例。具体到六安茶,笔者能够提供的是在宫廷举办道场活动中,放乌卜藏涉及它。乌卜藏为藏语音译,有天香、神香之意。朝廷在中正殿前殿、养心殿佛堂、慈宁宫花园、大汤山等不同地点,举办不同名目的活动中有放乌卜藏之举,且每一地点随着燃放的次数频繁。放乌卜藏时要火燃而未着中煨出香烟,以享居住天上的各种神灵,以祈求人间降福,因而乌卜藏配方也是极为讲究。合配乌卜藏香一分需用:黄速香面三斤、青木香九斤四两、沉香白檀香紫降香白芸香柏木香荆芥各二两、飞金二张,武夷茶、六安茶、黄茶各一钱,宝石末一钱、茵陈二钱、五样干树皮各一钱,桃、柳、桑、槐、楮、丁香二钱,饽饽果子各半盘,七星饼、红枣、核桃、五谷三盒,红谷、白谷、麦子、糜子、黍子、甜香、异香、福寿香、兰花香各二两八钱。此配方几十种原料中仅有三种茶,六安茶就在其中。配方中的六安茶虽不是主原料,用量也极少,但随着宫内隆重举行乌卜藏的燃放仪式,凸显出他在众多岁进芽茶中特有的功用。
用于配制仙药茶,这是六安茶在宫内的特别用法。以茶当药、以茶入药,是时人妙用茶的又一种做法。追溯历史,茶叶被人们初识就是他的药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是对茶叶有很强药性的最好诠释。关于六安茶的药性,早在唐朝,一些人便将其视为能消滞物的上好茶品。最为典型的是唐末宰相李德裕,一次得到霍茶(即六安茶),当众命人烹了一碗,随即倒入有肉的食盒内,并盖上盒盖。待次日,开启盒盖后,只见“肉已化为水”,众人观后惊叹不已。这一事情被记录在《李德裕遗书》中,这对于后人了解、认识六安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明代,人们在品鉴六安茶中,更多地感受到它能助消化、去油腻,打体内积食,可有效缓解进食过饱引起胃胀等的身体的不适,一时成为叫得很响的茶品。“大江以北,则称六安,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河南、山陕人皆用之”,并视为“宝爱”之物。明代文人也深有感同地称:“六安茶如野士,尤养脾食饱最宜。”同时,还有人提出“入药最效”的观点。迟至明代已将其引入医药领域。通过制中成药或煎浓茶水等形式,治愈疾病。
诸如明代汪机撰《外科理例》书所列中成药中有《如圣丸》,此药在服用前要以六安茶煎水送下,用于主治大麻风病。在明代孙奎撰《赤水元珠》书所列中成药内有《兎红丸》,此药方中共三味药,六安茶是其中一味,用于小儿服后可免出痘。清代宫内不让明代医家独享,而是选用六安茶、山楂、紫苏叶、石菖蒲、泽泻似等近十味药配成仙药茶。六安茶为药材配制成仙药茶,在清宫用药中占有一席之地。依《清宫医药研究》记述中窥知,御医为宫里人看病时经常用到此药茶。如,“嘉庆二年一月十二日,刘进喜请得嫔藿香正气丸三钱,仙药茶两钱一服,两服”、“嘉庆两年九月十八日,王欲清得嫔仙茶两钱、两服”、“嘉庆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罗应甲请得五阿哥参苏理肺丸一钱,仙药茶一钱条服”、“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张宗濂请得五阿哥脉息浮缓。系停乳食,外受风凉之症,以该身热便溏。今用正气丸、仙药茶煎服,正气丸三钱,仙药茶五分”、“道光四年十月初三,郝进喜请得皇后藿香正气丸三钱,仙药茶两钱,煎汤送下”。从上述几例用到仙药茶对应的病痛,涉及清热化湿、风寒咳嗽、小儿停乳受惊、浑身发热等症。仙药茶还经常用在调理方中,并配合其他丸药煎汤服用,后妃们经常会用到它。加入六安茶的仙药茶,已成为常用的一种药茶。
清中期,鉴于岁进六安芽茶在宫中的各项支出,内庭清茶房及各寺庙等处每月需用六安芽茶30余袋,合计每年需用六安芽茶400余袋不等,但每年所进六安芽茶仅有400袋,自然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况。为此宫内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乾隆帝提出慈宁宫佛堂、御花园佛堂、景山学戏等处所用六安茶的供给数量俱着减半,其各处办道场及药房配仙药茶等项所用六安茶,也着内务府总管等酌量减半。二是采取补缺法,由清茶房交出普洱茶等茶400余斤替补,但后来填补空缺仍有疑难,索性执行“濡额交六安芽茶实不敷用,即以散芽茶补用可也”的新方案。在宫内经过缩减供给量与其他茶品替代供用的措施下,宫内六安茶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得到了缓解。至清晚期,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皇帝的家眷成员难以呈现家丁兴旺的局面,所以出现六安茶不足敷用的现象。
值得提出的是,就在宫内外对六安茶青睐时,也有人们将其排斥的现象。曾有学者道出因当地茶农不善炒制,致使茶叶不能发香而味苦。还有一些品茗人对其茶味苛求,以至于在有些谙达茶道之人的笔下不入极品之列。而能够有代表性的还是《红楼梦》小说中的贾母,她在栊翠庵向妙玉要茶喝时,当妙玉将成化窑的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时,贾母道“我不喝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眉君。”所以贾母欣然吃了半盏。这些事例在客观上表明,对某种茶叶的评定,是受时代、人们对茶叶的认识、饮用需求等多种因素制约的。
当年清宫在时人对茶叶认识的基础上,本着生养之道,择六安茶为日饮茶品,进而将其渗透到医药、宗教等诸多领域中,六安茶也由此伴随着宫廷生活200多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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