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茶早期产销情况及其演变》民国，倪郑重

《倪郑重茶业论集》，乌龙茶早期产销情况及其演变，倪郑重。

书名:茶书网：《倪郑重茶业论集》中国民主建国会泉州市委会编泉州市曙

定价：5000.00元

作者:中国民主建国会泉州市委会编

出版社：泉州市曙光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0-06-00

ISBN：50132001

倪郑重（1915年10月—1991年12月），又名锦章，泉州古榕巷人，父亲倪志元，曾在武夷山以40多味中药末合和武夷茶末，制成“茶饼”。后在泉州中山中路创设“鸿记茶庄”，销售自制茶饼，命名为“武夷清源茶饼”，颇为畅销。倪先生幼受家庭熏陶，热爱茶叶，有志攻读茶叶专业，先后就读于集美农校、福安茶叶专业学校。毕业后，曾在崇安茶叶改良场、福安示范茶厂及福建省农林公司茶叶部任技术员。在此期间，得到茶叶专家吴觉农等的指导，奠定了一生从事茶叶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42年，倪先生奉母命回家，应聘于泉州培实小学任校长，一年后辞职，继任“鸿记茶庄”经理。当时，市场上时有发现“武夷清源茶饼”的赝品。倪先生任经理后，为了杜绝这种冒牌货，改以水吉茶末代替武夷茶末，精研中药配方，改进制茶工艺，更新包装和标志。新制的“武夷清源茶饼”竟然比前质量高，药效更好，能防暑祛暑，退热解毒，提神止渴，帮助消化，茶色红，味醇而香，一煮即可饮用，也可冲服，甚为方便。加上包装雅观，适宜作为礼品，深受群众欢迎，远销省内外，蔚为名牌。抗日战争胜利后，“鸿记茶庄”业务更是蒸蒸日上，成为泉州工商大户。倪先生秉性慷慨，乐于公益事业及帮助求助者，很得人和。

倪先生在学时，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不满旧社会的腐败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1950年，被选为晋江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年5月，县各界人代会决议成立“晋江县工商问题研究会”，以县工商界人民代表34人并增聘21人为委员。他团结全体委员，在工商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协商及研究解决工商界的重大问题，并筹备成立“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以接收原晋江县商会。工商联筹委会于同年8月间成立，倪先生任副主任委员。任职期间，他很好配合主任委员蔡载经开展工作，经常夜以继日，为完成各项中心任务而尽心尽力。1950年底，倪先生被评为抗美援朝捐献积极分子。1952年，私营工商业遇到暂时困难，人民政府号召搞好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工商联及时配合政府成立物资交流委员会，先后举行土产展览交流大会。还组织参观团，由倪先生任团长，赴沪参观；又积极组织各行业分别参加省、地、县17个物资交流会，成交额达人民币（旧币）135亿（折新人民币135万）余元。

1953年元月，召开泉州市工商界首届代表大会，宣告“泉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倪先生任副主任委员。在过渡时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市工商联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倪先生率先把“鸿记茶庄”及房屋连同武夷清源茶饼的配制秘方和制法，无保留地交给私改组组长（党政派出的干部）。1957年反右运动中，倪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下放到清源农场劳动，以后仍在农场工作，任技术员，前后18年。在农场期间，他一直与职工同生活同劳动，任劳任怨。同时还运用自己的丰富学识和实践经验，亲自操持并指导青年职工种茶以及对茶叶的修剪、采摘、制造工艺等技术，进行研究改革试验，卓有成绩。

茶叶生产向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这是倪先生所企求的。早在1964年，他参与设计白煤焙茶机具成功，并在泉州、安溪各地推广。1975年，他参加研制“乌龙茶包揉机”，用机器代替用布包茶叶再用手揉这道工序，但试用不够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考虑到世界上消费茶叶国家，长期来饮用红碎茶已成习惯，于是，他建议改革制茶工艺，利用现成的机器，生产乌龙碎茶。在省农业局（厅）等部门的支持下，和云霄县华侨、和平二农场茶厂协作，于1977年9月作了3次试制实验，共得7批乌龙碎茶样品。经多位技术员审评，并与手工制作比较，更显露乌龙茶的独特香型，滋味浓强，基本上能保持传统的品质特点。机制缩短了生产流程，提高精制率，减轻劳动强度。该样品经省外贸向日本等地布样，获得好评。

1978年，倪先生了解到我国红碎茶品质，由于一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在“浓、强、鲜”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外销不畅。他考虑乌龙碎茶高香的特点，建议在红碎茶中按一定比例掺入乌龙碎茶，进而创造我国红碎茶的独特风味，提高我国红碎茶在国际的地位。同年，又和四川省茶研所合作，试制“花香红碎茶”，获得成功。

1980年，农场为了扭亏增盈，倪先生再次献出茶饼的配方和制法，建议农场创办“清源茶饼厂”，结果，两年内为农场创税利数十万元。以后又创制小茶砖，开发与新疆自治区贸易往来，互通有无，为农场开辟生财渠道。70年代，倪先生同时着力于茶史的研究。他专程或利用各种机会到省内外各地查阅资料，共抄录了中外有关茶史资料80余万字。他和何融合作写了《乌龙茶在先，红茶在后》一文（发表于《中国茶叶》1979年第四期）及《再论乌龙茶在先，红茶在后》，引起了我国茶叶界的重视和争鸣。除此之外，为了使茶叶的经营管理有所借鉴，他研究了以前名牌茶叶的情况，撰写了《福建侨销茶史话》、《闽南茶叶史话》、《台湾乌龙茶与泉台贸易》、《张泉苑茶店兴衰》等40多篇文章，20多万字，其中30多篇发表于茶叶刊物或文史刊物，另一些则送给有关方面参考。1990年夏，中国民主建国会泉州市委员会特成立编辑组，出版了《倪郑重先生茶叶论集》一书，永垂倪先生在茶叶方面的业绩。

倪先生晚年因病不能正常工作，但仍做茶史研究，并联系台、港、澳同胞和侨胞，积极为召开1990年闽台茶叶学术讨论会穿针引线。倪先生历任泉州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泉州市委员会常委、副主任，泉州市工商联副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泉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名誉主委等职。晚年，任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委员。终年1991年12月，倪郑重先生病逝，享年77岁。倪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为终生事茶爱茶的精神永远与我们相伴。

《倪郑重茶业论集》

目录

• 乌龙茶在先，红茶在后
• 再论乌龙茶在先，红茶在后
• 乌龙茶的历史
• 乌龙茶早期产销情况及其演变
• 从国外历史资料探索武夷茶属什么茶类
• 福建侨销茶史话
• 闽南茶叶史话
• 台湾乌龙茶与泉台贸易
• 泉州清源茶
• 清源种茶公司和清源茶
• 张泉苑茶店兴衰史
• 斗茶与品茗

一、乌龙茶的起源与分类

茶叶采制后，因叶子变色不同而分为：不变色的绿茶，或称不发酵茶；全变色的红茶，或称全发酵茶；部分变色的称为乌龙茶，或称半发酵茶。武夷岩茶属乌龙茶类，包括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等花色繁多的名丛奇种；还有水仙、肉桂、乌龙等不同茶树品种。凡在武夷山特定范围内用同一工艺制成的茶叶，都叫武夷岩茶。

闽北乌龙茶产区除崇安外，还有建瓯、建阳(包括水吉)等地。闽北乌龙茶以武夷水仙最为著名。闽南乌龙茶产区除安溪、南安、永春、漳平等县外，后来发展遍及晋江、龙溪两地区所有县市，还有龙岩、莆田等地区部分县市以及厦门市，都生产乌龙茶。其中以安溪铁观音最为著名，它与武夷水仙同为福建乌龙茶中的两颗明珠，驰誉中外。

乌龙茶采制工艺，起源于福建武夷山。按我国传统习惯，以产地名茶，因称为武夷茶，它就是现在的武夷岩茶。“工夫”和“小种”，都是武夷岩茶在清初的品名。五口通商后，畅销国际市场的工夫红茶和小种红茶，就是由武夷岩茶演变而成的。“乌龙”最初是产茶区的地名，又是茶树品种名，后来发展成为茶类名称。特别是在五口通商前后，“乌龙茶”成为国际市场公认的三大茶类之一。

 二、泉州：乌龙茶外销最早的海港

（一）古籍考证

乾隆版《泉州府志》记载阮旻锡（ 释超全）《安溪茶歌》：“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瞶瞶，世道如此良可嗟。吾哀肺病日增加，蔗浆茗饮当餐霞。仙山道人久不至，井坑香涧路途赊。江天极目浮云遮，且向闲庭扫落花，无暇为君辨正邪。”诗歌准确地描述西方国家需求我国茶叶，经常派遣洋船驶入泉州港采购。由官方贸易机构办理茶叶外销业务，由于购方需茶殷切，价格由卖方结算，并无还价的余地。

据 1832 年《厦门志》记载，阮旻锡是同安人。“闯贼陷京师，旻锡方弱冠。(阮)师事工部尚书曾樱，辛卯(1651)年曾樱因岛(厦门)破自刭。门人阮旻锡冒险出其尸殓于金门。十数载后，乃逃于释氏，名超全。”阮旻锡后来在武夷山做和尚，学会种茶制茶，并通过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总结了在采制茶叶期间，对气候的特定要求，说明他在武夷山的时间不是短暂的。

据 1808 年《崇安县志》记载释超全《武夷茶歌》：“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借此少为利。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耕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届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餐废。道人仙山资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凡茶之产视地利，溪北较厚溪南次。平州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岸烟雨腻。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得候香气。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积雨山楼苦昼间，一宵茶话留千载。重烹山茗沃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描述了武夷茶当时采制的情况。

另据 1717 年王草堂《茶说》记载：“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谓之头春。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日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岕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释超全诗云，‘如梅斯馥兰斯馨，心闲手敏工夫细’形容尽矣。”可证《茶说》记载是在阮旻锡《茶歌》之后。

（二）外销起始时间推断

明末清初，广东及福建沿海，和外国通商来往频繁。外国人需要茶叶，中国人贩运供应，高额利润，推动双方经营的积极性。初期，卖方是把茶叶作为灵丹妙药提供的。

据张甄陶在《澳门图说》《澳门形势论》记载：“嘉靖十四年(1535)，番舶夷人请入澳晒晾货物。许之。万历二十九年(1601)，西洋利玛窦入中国，始居澳门。番夷食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不能去其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以扶之，则病不可起……。中土之细茶、茯苓、湖丝、糖果之物，贩往各番。”

《明史·外国六》记载：“荷兰又名红毛番，万历二十九年(1601)驾大舰携巨炮，直泊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泊香山澳(即澳门)，澳中人数诘问，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其人悉奉天主教，所产有金银、琥珀、玻璃、天鹅绒等。国土既富，遇中国货当意者，不惜厚资，故华人乐与为市。”

中国茶叶输往欧洲的时间，中外史料均可证明是在十七世纪初。

据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二十二日记：“中国茶之到欧洲，始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荷兰之东印度公司携归少许，以供玩好。国朝顺治八年(1651)荷兰始载茶至欧洲发售。越十年(1661)，茶市益行，英京(伦敦)始立税茶之律。当时甚为珍贵，馈送王公，不过一、二磅而止。又越三十年(1691)，茶务益盛，英京始多收茶叶之税。”

据乌克斯在《茶叶全书》记载：“茶叶直至十七世纪初，方由荷兰人输入欧洲。同时输入华丽之中国茶壶。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7 年自澳门运载若干茶叶至爪哇，是欧洲人自东方根据地起运茶叶最早记录。最初运至欧洲之茶叶为绿茶，其后则改为武夷茶。……自 1657 年起，英国所用之茶，悉由荷兰输入。茶价每磅竟须六至十英镑之昂。至 1715 年前后，低价绿茶出现，饮茶始渐普及。以前除武夷茶外，无其他茶类。英国东印度公司直至 1689 年始有从厦门输入(茶叶)之第一次纪录。当年，该公司公主号船从厦门驶抵伦敦时，董事部颇有怨言，因茶在市场上被视为一种药物，除非最优良之茶方有销路。1699 年该公司定购优良绿茶三百桶，武夷茶八十桶，在国内极受顾客欢迎。”

由上述史料可以了解到：
1. 1644 年“旻锡方弱冠”，1651 年之后十数载，旻锡“乃逃于释氏，名超全”。由此推论阮旻锡写《安溪茶歌》和《武夷茶歌》的时间当在 1670 年前后；《武夷茶歌》早于《安溪茶歌》。
2. 《安溪茶歌》有“西洋番舶岁来买”之句，反映了买方是年年都来购买茶叶的长期主顾，说明这项买卖已经进行了多年。因而可以肯定闽南一带以泉州港为主输出的茶叶，要比阮写《安溪茶歌》时间更早。
3. 中外史料证实，英国直至 1691 年以后，对经营茶叶逐渐感到兴趣。1699 年定购的绿茶和武夷茶，即使是从厦门输往，也比《安溪茶歌》所描述的时间迟了几十年。
4. 安溪茶仿制武夷茶，是适应外销市场日益扩大的需要。阮旻锡对安溪茶冒充武夷茶颇有意见，阐明了“真与伪”，“正与邪”的道德观。充分证明乌龙茶的采制工艺是从武夷传入安溪。

三、“乌龙茶热”在闽南和粤东掀起

（一）乌龙茶的流行区域与历史

乌龙茶是闽南和粤东人民喜爱品饮的茶类。迄今为止，这两个地区的多数人，对乌龙茶仍极喜爱，其中有些人嗜好成癖。前几年日本曾经掀起“乌龙茶热”，宣传饮用中国乌龙茶的好处，可是没能保持多久，现在不那么热了。在闽南和粤东地区掀起的“乌龙茶热”代代相传，经历三百年之久而不衰。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部分背乡离井，飘洋过海，外出谋生的闽南人和粤东人，将品饮乌龙茶的习惯，传入东南亚各国华侨聚居地和台湾省，以及其他地区。

明末清初，武夷茶在闽南和粤东畅销后，商人把它作为我国土特产贩运给西方国家，教外国人学会品饮茶叶的方法，起着传播我国文化艺术的作用。由于武夷山范围狭小，产茶不多，而内外销市场日益扩大，导致供应紧张，促使武夷山邻近各县开荒种茶，积极发展茶叶生产。但是它们的产品，没能独树一帜，只有冒充武夷。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勤劳勇敢的古代劳动人民，在武夷之外，培植了适制乌龙茶的各种茶树品种，大大提高了成茶品质，从而打破了武夷山得天独厚的垄断地位。

据传说：康熙末(1722)，有泉州人在永吉大湖，偶然发现了“水仙”茶树，制成乌龙茶的香气特高，滋味也极醇厚，很快就在闽北地区繁殖推广；又据说安溪县老农苏龙，也培育了“乌龙”茶树，先在安溪以及闽南一些地方推广，后又传入建瓯、建阳以至武夷山。闽南闽北乌龙茶产区，从此更加频繁地交流制茶工艺和茶树品种。由于“乌龙”茶树产量较高，制茶工艺比“水仙”茶树容易掌握，它的行销就走得快一些，远一些，迅速在其他地区传播。

（二）五口通商后的乌龙茶发展

五口通商之后，西方国家竞来福建抢购茶叶，沙县乌龙茶就在这时崭露头角。根 1928 年《沙县志》记载：该县 1862 年开始外销乌龙茶，1874 年又有红边茶外销，数量逐年递增，1889 年达三万余担。另据厦门海关报告，1887 年由厦门外销的乌龙茶达九万担。1886 年台湾乌龙茶由淡水港外销数量达十二万一千担，其中运往美国的占 85%。上述数字庞大不可能由单一的“乌龙”茶树品种制成。乌龙茶既包括福建的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也包括台湾乌龙茶及包种茶；还有广东省凤凰水仙等。凡用同一工艺采制的茶叶，都叫乌龙茶。因此，解放后按国际市场习惯，乌龙茶成为国家收购、内销、外贸统一的名称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的武夷岩茶属乌龙茶类，目前在国内外茶叶市场都十分明确。可是三百多年来，一些古籍包括方志的记载，大多简称“武夷茶”或“岩茶”。这两个词在闽南和粤东销区，是广大消费者的习惯称呼，在解放前更是这样，为了考证它的历史渊源，现将古籍和方志等有关文献的记述和二百多年来民间经营武夷茶的史料，列举如下：

 1. 历代文献上有关武夷茶的记述

为什么说，1568年，在福建武夷山发明了正山小种？？？据说是正山堂江氏先祖的故事，有部队经过的故事，如此则可信度极低。

• 1620 年徐𤊹《茶考》：(武夷)“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
• 1706 年崇安县令王梓《茶说》：“武夷山周围百二十里，皆可种茶。邻邑近多栽植，运至星村圩市贾售，皆冒充武夷。”
• 1717 年崇安县令陆廷灿《续茶经》：“武夷茶在山上者为岩茶，水边者为洲茶。岩茶为上，洲茶次之。岩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 1732 年崇安县令刘靖《片刻余闲集》：“武夷茶高下共分两种，二种之中又各分高下数种。其生于山上岩间者名岩茶，其种于山外地内者名洲茶。岩茶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则紫毫，次则芽茶。凡岩茶皆各岩采摘焙制，远近贾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购觅，市中无售者。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而行商则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售之，本地茶户见则夺取而讼之于官，芽茶多属真伪相参，其广行于京师暨各省者大率如此，惟粤东人能辨之。”
• 1751 年董天工《武夷山志》：“茶之产不一，崇建延泉，随地皆有，惟武夷为最。他产皆寒，此独性温。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采摘烘焙，须得其宜，然后香味两绝。第岩茶反不甚细，有小种、花香、工夫、松萝诸名。烹之有天然真味，其色不红。”
• 1762 年《龙溪(漳州)县志》：“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 1766 年彭光斗《闽琐记》：“武夷近因采买过广，所产不足给天下之需，于是富商点买他郡茗菜赴武夷制造，以假混真，盈千累万，而武夷遂有名无实。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
• 袁枚《随园食单》：“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1786 年)秋，余游武夷，到慢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阳羡虽佳而韻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异。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沦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
• 1801 年俞蛟《潮嘉风月纪》：“工夫茶烹治之法：……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白镪二枚六。蓬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 1832 年《厦门志》：“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深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银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或曰君谟茶之讹，此夸彼竟，遂有斗茶之举。有其癖者不能自己，有士子终岁课读，所入不足以供茶费。”
• 1845 年梁章钜《归田琐记》：“武夷焙茶实甲天下，浦(城)茶之佳者往往运至武夷加焙，其味较胜，其价亦顿增。……沿至近日，则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且粤东岁运番舶，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冺矣。武夷九曲之末为星村，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赝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竞尚武夷茶，最著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种而已。山中则以小种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种，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即泉州厦门人所讲工夫茶，号称名种者，实仅得小种也。”
• 1851 年蒋衡《云寥山人文钞》：“水吉茶市之盛，几捋阳崇(建阳崇安两县)。因思武夷自元明迄今五百余年，极盛将衰，而瓯宁(今建瓯县，当时是府治所在地)渐渐日起。……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番夷互市，不知始于何时?由是茶山愈开愈多。厥后蔓延建阳遍及瓯宁。盛极将衰，又渐渐有复开北苑之势。初重内山茶，他处茶必运至星村，以内山盖面乃售，今则建阳之徐墩，瓯宁之水吉，皆有茶行，竞自装运赴广，茶市之盛不减崇安。”
• 1858 年施鸿保《闽杂记》：“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以武夷小种为尚，有一两值番银数圆者。饮者必细啜久咀，否则相为嗤笑。”
• 1886 年郭柏苍《闽产录异》：“闽诸郡皆产茶，以武夷为最。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即泉漳台澎人所称工夫茶。……道光甲辰(1844 年)冬，英国始由城外居乌石山之积翠寺。以后各郡伐木为茶坪，且废梯田种茶取利。闽中自此米薪倍贵，即木料杂植，亦因之而缺。自北苑等而下之，皆市于夷，独武夷价翔，夷人恐耗气侵精，不敢捆载，武夷片石，以此独全。宁福两郡所产皆呼土茶，以别武夷建安也。”
• 1899 年张心泰《粤游小识》：“潮郡尤嗜茶，其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诸名色，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备，其名曰工夫茶，甚有酷嗜破产者。”
  台湾历史学家连横于辛亥革命前后，在《雅堂文集》说：“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武夷之茗，厥种数十，各以岩名。上者每斤十至二十金，中亦五、六金，三州之人嗜之，他处之茶不可饮也。北京饮茶，红绿俱用，皆不及武夷之美，盖红茶过浓，绿茶太清，不足入品。安溪之茶曰铁观音，亦称上品，然性较寒冷，不可常饮。若合武夷泡之，可提其味。乌龙为北台名产，味极清芬，色又浓郁，巨壶大盏，和以白糖，可以祛暑，可以消积，而不可以入品。”
• 1918 年连横《台湾通史》：“嘉庆时(1796 – 1820)，有柯朝者归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于桀鱼坑，发育甚佳，遂互相传植。”
• 1924 年徐珂《可言》：“乙卯(1915 年)，铁罗汉市价每斤银币八圆，其最昂者每两十圆，以斤计之，则一百六十圆矣。胡朴安曾饮每两五圆之铁罗汉，即工夫茶之一也，闽粤人皆嗜之。”

2. 二百余年来民间经营武夷岩茶的史料

武夷岩茶在闽南和粤东城乡都很吃香，五十年前，笔者亲眼看到这些地区大部份城镇，茶店林立，多数以“专售武夷岩茶”，“本号亲赴武夷督制岩茶”等广告招徕顾客。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例如 1762 年《龙溪县志》说漳州人喜爱品饮武夷岩茶的情景是真实的。

由于武夷岩茶名驰中外，供不应求，到处出现冒充赝品。顾客唯恐上当受骗，宁愿付较高价格，购到真正的武夷岩茶。闽南和粤东城镇的名牌商品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现举其较著名者分述如下：

（1）泉州张泉苑“水仙种”

创设于嘉庆癸酉年(1813)，创始人张白源，原籍同安，来泉州胭脂巷口设点排摊，贩运茶叶。后来发展成为略具规模的茶店，树立了名牌。1916 年张伟人接任经理后，确立水仙种的规格质量，选用三年以上的武夷岩茶作为水仙种的主要原料。另加百分五左右“花茶”——它有别于茉莉花茶，是用新的武夷半岩小种作为茶胚，以桂花或树兰花窨制而成。拼配后，花香似有似无，目的在于提高陈茶的香气，务使品饮的人辨认不出是茶香还是花香。由于武夷岩茶在闽南是热门货，茶商常要想方设法争夺货源。张泉苑早年已在武夷山购置青云和磊珠两个岩厂，张伟人利用武夷山僧道多是泉州人这一有利条件，通过各种渠道拉上同乡关系，在 1920 年前后，和武夷山的碧石岩、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的主持僧签订长期包销契约；又于 1930 年以三万余银元向汕头李湖山购买慧苑岩东厂。他从 1916 年任经理至 1933 年去世的这段期间，张泉苑茶店处于全盛时期。由武夷山运来的武夷岩茶，每年平均四百箱(每三箱约一市担)，在泉州的库存量经常保持一千箱左右。这家装修简陋的茶店，每年销货额可达十八万银元，其中水仙种占百分八十。它不设批发，全部作为门市价格售出，利润极高。泉苑水仙种具有百多年历史，早已驰名中外，尤以海外侨胞更加笃信。每年春节期间，常要排队购买，大批量还要预先付款订购。闽南地区华侨侨眷，视为保健良药和送礼珍品。解放初期，海外华侨仍有人指名要买泉苑水仙种。厦门外贸部门虽已掌握武夷岩茶的产运销，但仍须借用张泉苑水仙种商标牌号，应付海外华侨需要，这一情况持续到 1956 年公私合营后。

（2）惠安施集泉“铁罗汉”

创始人施大成。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惠安城关霞梧街开设茶店。施大成之孙济候，亲到崇安选购武夷茶，并在武夷山置购“刘官寨”岩厂，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施集泉以经营武夷岩茶为主，兼营闽北中低档乌龙茶。咸丰年间(1851 – 1861)，施济候捐为四品道台，上武夷山时，沿途地方官吏要用官场礼仪迎送。施集泉创立多种商品茶：铁罗汉每斤四十八元；水仙种每斤十六元；雪梨每斤三元二角；还有玉茗、占梅、兰心等花色。其中以铁罗汉最为名贵，要精选武夷大岩茶拼配，逐渐成为驰誉中外的名牌茶。施济候死后，仍能保持茶叶质量，茶价也稳定不变，一律以银元计值。当 1921 年前后，施集泉处于全盛时期，每年营业额由三万银元上升十二万银元，其中铁罗汉占 30%。1924 年施伯丕当权期间，以一万三千银元购买慧苑岩西厂，是武夷山三条坑内著名的岩厂。这一年，他还在晋江县石狮镇设立施集泉分店，由王颂平负责经营，每年营业额三万银元。施集泉铁罗汉是以陈旧武夷岩茶著称，据说 1890 年及 1931 年前后，惠安县发生两次时疫，病人饮用施集泉铁罗汉，病情减轻，部份人赖以治愈。当时在惠安即使是穷乡僻壤也有人代销。例如现年八十八岁的郭有明，回忆五十年前他在白奇(现在的东园乡)代销施集泉茶叶的情景：施集泉铁罗汉在惠安沿海居民视为居家必备的良药，渔民尤其珍视，每年出海捕鱼，常须数月才返航，它们把施集泉铁罗汉贮藏在“保健箱”中，患有热渴等疾病，必先饮用铁罗汉茶，常奏奇效。郭有明仅在白奇一隅，年销施集泉茶叶三千余元，其中铁罗汉占 70%。另据现年八十三岁的鲍书图说，他童年时代在施集泉当学徒，长期负责上武夷山组织货源。鲍回忆 1921 年前后，每年从崇安运出的武夷岩茶及中档乌龙茶为七百箱至一千二百箱(每三箱约一市担)，另外还向闽东购进一些粗绿茶，作为兰心等低档茶拼配原料。鲍说他在施集泉工作数十年，直至 1945 年辞去经理职务为止，施集泉货源绝大部份仰给武夷山和闽北，从来没有购进安溪茶作为拼配原料。鲍还追忆 1920 年他在武夷山时，慧苑西厂住持僧黄培诚，托鲍代为开立发票，茶叶五斤，都是慧苑岩特别名丛如铁罗汉、太阴、太阳等，最高价每斤库秤白银六十四两，换算银圆为八十五元三角三分。发票是鲍代黄培诚开立给广东宁泰茶行关老板的，关是黄的长期主顾之一。关要在事前向黄预购，才能买到真正的名丛。1936 年鲍在惠安城为施集泉筹备庆祝百五十周年纪念，向南京国民政府注册龙雀商标，特制宜兴茶壶赠顾客，各唛茶叶以特价八折半优待一个月，广为招徕。那段期间的销货额为三万余银元，其中铁罗汉占 70%。

1946 年，施集泉在厦门中山路设立分店，由于铁罗汉茶叶品质下降，顾客多表不满和不信任。

1949 年 7 月菲律宾神农药房负责人傅梓辉来厦，与施集泉达成协议，每年包销铁罗汉十五万泡。因为施集泉后代以品质低劣的茶冒充铁罗汉在菲律宾倾销，致使神农药房蒙受损失，协议作废。

1953 年由施为霖出面，与菲律宾福联盛商场达成协议，预支茶款人民币五千元。协议没能履行，也是因为茶叶品质下降。这时，施集泉的资金只剩几千元，清还债务尚不敷二万余元。乃由惠安县工商科、工商联协助整顿，企业由职工民主管理，延续至 1956 年公私合营。

（3）厦门杨文圃“名色种”

创办年代难以考查，估计比惠安施集泉、泉州张泉苑还要早。杨文圃创始人祖籍漳州，茶店开设在厦门廿四崎顶。“名色种”是杨文圃高档的名牌商品茶，每斤售价三十二银元，另有中档茶叫“文圃小种”，每斤四元八角银元。杨文圃早年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清末，当杨文圃生意兴隆的年代，“文圃大舍”成为阔佬的同义词，原来文圃茶店老板杨旺梨的大儿子叫砚农，从小就受人尊称为“大舍”(大少爷)。掌权后，利用茶叶纳税可以扣抵捐官付钱之机。捞到“通奉大夫”这个官衔，外出可以坐绿呢大轿、可以大排场、可以讲阔气。杨砚农捐官目的，琢磨这方面的事要多一些，他每年春茶前都得亲到武夷山“督制”岩茶，随带差役四人，分管厨房、鸦片烟、裁缝和理发。另外，抬绿呢大轿的四名轿夫也紧随身边。由于他是“通奉大夫”，沿途州府官员都得鸣炮郊迎，好不威风，这种阔气排场，正中杨砚农下怀，其开销之大远远超过茶店收入，杨文圃因而逐渐步入衰败之途。民国初年，杨砚农只有五十多岁就死去，死后，杨文圃负债十余万元，不久宣布停业，竟有华侨愿意出资二万元单独购买杨文圃这块招牌，以便继续经营茶叶，终因文圃后代对遗产分配不均而未能达成协议。1940 年福建示范茶厂在崇安成立，杨文圃后代杨庚生将早年典给傅克若等人的六个岩厂全部赎回，并转典给福建示范茶厂。该厂停办后，移交给福建省农林公司，直至解放。杨文圃的“名色种”和“小种”于清末一段时间，在厦门等地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是供不应求的热门货。厦门人叫宜兴小茶壶为“小种罐”，源出于此。杨文圃茶叶在东南亚华侨聚居地很出名，为互相馈赠珍品。厦门市解放至今已三十余年，却仍保留着“通奉第”路名，其址一面通小走马路，一面通“钱炉灰埕”。听说雕刻“通奉第”的那块青草石，在文革前仍安然无恙。

（4）漳州林奇苑“三印水仙”

安溪人林燕尔，嘉庆初年(1796)流落在武夷山岩厂当雇工，兼编织竹器为生。偶在山中掘得白银一大瓮，因而发财致富，就在武夷山购置慢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所产岩茶运至闽南销售。林燕尔长子林秉琛，世居武夷山继续开荒种茶。次子林秉献世居安溪，其后代林心博于同治年间(1862 – 1874)在漳州创设林奇苑茶店，专营武夷岩茶。清末，在厦门设立茶栈(批发机构)，将岩茶运至新加坡、马来亚、泰国、缅甸等地销售。民国初年，再在云霄县设立茶店，就近供应漳浦、诏安、东山等地。1920 – 1930 年是林奇苑茶店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装运武夷岩茶和中低档闽北乌龙茶三千箱左右(约一千市担)。这段期间，林奇苑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达银元三十万元。漳州批发和另售约占 70%，厦门和云霄占 30%。
林奇苑创立商品茶的名称、售价如下表：

1932 年林奇苑扩大在厦门的经营范围，设立门市部于厦门水仙路。三印水仙的销路比前更加扩大，成为脍炙人口、老少皆知的名牌。抗战后，厦门和潮汕相继沦陷，沿海被封锁，外销中断，武夷岩厂管理失常，茶园荒芜。林奇苑转入以经营安溪乌龙茶为主。民国前后至解放前夕，林奇苑业务由林心博的后代林孝秀、林孝桢、林孝悦、林孝珠等人相继主持，他们对畅销国内外的三印水仙，尚能保持名牌声誉，注意茶叶品质不使下降。

（5）傅泉馨“宝国名种”

它是曾经畅销缅甸的闽北乌龙茶。据现年八十五岁的厦门市茶界退休人员傅木瓜说：祖父傅镇字岳候(1852 – 1921)，十四岁时从安溪到厦门在厦门杨文圃茶店当学徒，后来提升为经理。每年春茶季节，都要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傅木瓜自幼随乃祖上武夷山。与此同时，他的父亲傅福仁也到武夷山贩运岩茶至漳厦一带销售。后来他和仰光后路仔街的华侨许姓订定长期供销契约，由傅福仁到武夷山收购半岩小种，以泉馨发记“宝国名种”为茶名，经厦门运至仰光交许销售，从 1920 – 1930 年，每年平均销售一千箱，每箱二十七斤司马秤，分为一百另八包。他们议定在厦门交货，每箱从二十二至三十元白银，这是 1920 年的协议。傅福仁在武夷山麓的赤石街设点收购半岩小种(乌龙茶制法)每担毛茶收购价三十至四十元，精制后要拼配 10%的“禅薄”(即黄栀花)花茶，1927 年前后，武夷山半岩小种涨价近一倍，而缅甸客商仅同意调高茶价三分一，卖方利润锐减，经营积极性不高，输出量日渐萎缩。“宝国名种”是劳动人民饮用的大众茶，深受华侨欢迎，有人管叫“福仁茶”。华侨中的上层社会对品茶很讲究，一如国内设置宜兴罐和若深杯，喜爱泡武夷岩茶，尤其嗜好“大岩水仙”。傅福仁于 1925 年前后在武夷山创设马鞍岩厂，大力垦植茶园，扩种水仙茶树。这是由于内外销市场掀起了水仙热，促使茶叶生产的发展。

（6）潮汕帮经营岩茶情况

武夷岩茶进入潮汕市场，约在1775年前后。最初，有安溪县龙涓人李瑶蚌，贩运武夷岩茶到潮汕销售，开始是以流动商贩形式，登门拜访富商殷户，沿街兜售。由于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具有“喉底香”、耐冲泡、常饮能健康长寿等特点，深受潮汕人民欢迎和喜爱，销路日益扩大。当时潮阳县县长郑慎五的父亲对李瑶蚌十分赏识，愿意和他合资经营武夷岩茶，郑负责沟通推销渠道，李负责组织货源，双方协议，盈利各得一半，并在潮阳县南门饼街头创设“合记茶店”，专营武夷岩茶。据李瑶蚌的后代回忆，当年的茶名和售价如下表：

合记茶店在潮阳县的业务蒸蒸日上，获利甚丰。不久，就在汕头市镇邦街设立合记分店。

李瑶蚌又在潮安县（今潮州市）创设李瑶珍茶店，聘用杨棠初为经理，言明盈利三七开。此店后来划归杨棠初的后代经营，改名杨瑶珍茶店。

由于武夷岩茶在潮汕地区十分畅销，安溪人继李瑶蚌之后，又在潮阳县创设湖山茶店，在汕头市镇邦街设立湖山分店。它以“正太阴”、“正太阳”、“慧苑水仙”等作为名牌商品茶，招徕顾客。李湖山在武夷山购置慧苑岩东厂，它是三条坑内著名的岩厂。1928年湖山茶店店东李子谦病死在武夷山，其弟李老三于1930年将慧苑岩东厂，以三万余银元卖给泉州张泉苑茶店。

合记茶店原是郑李合作经营的，后来划给李瑶蚌的后代，改店号为“李合记”。在武夷山购置天井岩、卢蚰岩、雪峰岩等岩厂，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李合记和李湖山在武夷山麓的赤石街，都设有宽敞的精制茶厂。1930年前后，业务逐渐衰落。李湖山先歇业，李合记进行大改组，其后代李文庆在汕头市创设李辅记茶栈，不久李文庆和其弟李文惠扩大茶叶业务为门市部，更换店号为合记兴泰，一直经营至1956年公私合营。

另一安溪龙涓人李竹湘，于1885年前后，由行商转为座商，在汕头市小公园创设瑞兴茶店，标榜专售武夷宝珠岩的名丛和单丛奇种，其中以“正素香”（每斤龙银捌拾元）、“大红袍”、“白鸡冠”（每斤龙银四十八元）、“十里香”等最为著名。后来李竹湘又在汕头创设瑞记茶栈，专营茶叶批发，并办理转运出口的业务。

上述茶店大部分是安溪人经营的，在潮汕被称为福建帮，在武夷山则称为铁湖帮（因安溪龙涓姓李的称为“铁湖李”）。

在潮汕由本地人经营茶叶的通称潮州帮。如潮州市的杨瑶珍茶店。这些茶店和福建帮茶店，同于1930年前后都在武夷山或建瓯设点收购岩茶及闽北中低档乌龙茶。例如杨瑶珍在武夷山自置瑞泉岩，在建瓯东门设精制厂，收购建瓯乌龙茶，成箱后标榜为“香黄奇种”，显然是冒充武夷岩茶出售的。它在全盛时期，每年由武夷山和建瓯装运千余担乌龙茶至潮州。强记茶店在建瓯装运的数字，也和杨瑶珍相若。

（7）台湾许捷发茶店经营武夷茶的情况

笔者1925年跟随父母到武夷山，亲眼看到许捷发二层楼房的精制茶厂，址在武夷山麓的赤石街，土名葫芦坪，它与李湖山精制厂隔坪相望。据鲍书图说：“许捷发在台湾台中西螺创设茶店，历时已久。1921年在武夷山认识该店负责人许堆金，许原籍泉州河市仕林坑，到台湾经营商业已数代人。许堆金当年受台湾联兴公司委托，到武夷山采购茶叶，多数是半岩小种并用半岩小种再加工成为‘茶丸’、‘龙须茶’以及禅薄花茶（都是中档乌龙茶），岩茶占少数。嗣后许堆金派其堂弟许加禄上武夷山，许加禄还从泉州仕林坑引用乡亲许文道到武夷山工作，它曾利用台籍人在我国经商可以悬挂日本旗之机，仗势剥削茶农，欺压拣茶妇女。”

许加禄在台湾嘉义创设专售武夷茶和书册文具的商店。

四、乌龙茶传入西方赢得声誉

国内外大量史料证实，欧美国家的饮茶习俗，最早是从我国广东、福建沿海特别是闽南地区传入的。
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是武夷茶畅销最早的市场。明末清初，地处福建沿海的闽南，是和欧洲国家最早发生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闽南人民是好客的，把自己嗜饮的武夷岩茶，款待来自远方的客商，这是合乎情理的事。

茶叶运往西欧，首先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船来闽南沿海进行贸易，接着英国东印度公司步其后尘，也来闽南抢做生意。乾隆版《泉州府志》转载清初阮文锡说：“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形象地说明西方国家年年都要派船来泉州购买武夷岩茶，他们需要的是武夷岩茶，以及和武夷岩茶质量相当的茶叶。在对外贸易的交往中，“武夷茶”成为闽南人敬客的珍品，也是外商迫切求购的物资。

后期由于国外市场日益扩大，茶叶消费量激增，少数武夷茶，怎能满足世界茶叶市场的需求？新茶区好象雨后春笋地到处发展，福建是这样，别省也是这样。1886年我国茶叶出口量达到二百六十八万担的最高峰，占当时世界茶叶贸易量的百分之九十。在这以前，我国几乎长期独占世界茶叶市场，因此，我国是世界茶叶的祖国，有其历史根据。

现在回顾武夷茶传入西方国家后被珍视的情况，它为我国赢得很好的声誉。

 （一）武夷变种和武夷酸

武夷变种（VAR BOHEA），为世界公认的最早标准型茶树品种，代表中国的中小叶种。世界首创植物命名方法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1762年再版《植物种类》一书，就是用武夷变种作为中国茶树代表。以后各国学者相继发掘各地茶树品种，而武夷变种却始终被肯定为世界茶树四大变种之一。

武夷酸（BOHEIC ACID），1840年前后，西欧科学家从分析商品茶的化学成分，进行初步研究。“由茶叶中发现单宁，并分离出一物，名之为武夷酸，是根据武夷茶树之名而来，1861年有人证实武夷酸是没食子酸等的混合物。1879年在伦敦出版布利斯著作，列举茶之成分为香精、茶素、武夷酸、檞皮真黄质、单宁、檞皮黄酸、没食子酸、草酸、树胶、叶绿素、树脂、腊、蛋白质、木质、色素与灰分。”④西方科学家把茶叶综合成分叫武夷酸，说明当时的武夷茶不仅代表中国茶，而且成为国际科研对象。

（二）关于“茶”之字源学

西方各国与“茶”字相当的语言，均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中国对“茶”字的发音，在广东为CHA；在闽南为TAY。西方各国由此两音中之一，略加转变，即成为现代各种语言中“茶”字之来源。欧洲人采用广东话CHA音者，仅葡萄牙一国，因葡人为欧人中最先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者，早在1516年，葡人就与广州商人发生接触。荷兰为从事东方贸易的第二国家，最初由爪哇万丹输入茶叶。此种茶由闽南商人供应，遂由闽南话TAY用拉丁文译成THEE音。其余欧洲各国除葡萄牙外，初时均赖荷兰供给茶叶，故其茶字均由闽南话演变而成。英语TEA(茶)，原来发音为TAY，后变为TEE，均由荷文演变而成。

（三）作为中国文化移植欧洲

随着中国茶叶输入欧洲，与茶叶有关的茶壶、茶杯、茶盘等瓷器，也同时输入。“1722年英国人所用茶壶大多是高价之中国瓷器，容水量不逾半品脱(一品脱约0.8市斤)，茶杯之容量则不超过一汤匙。1785年伦敦茶价仍甚昂贵，故饮茶者常将茶叶浸泡数次，以尽其味。由此方法而产生规则：武夷茶泡三次，工夫茶泡二次。在西方消费茶叶的国家，其最初饮法，均模仿中国。将茶叶放入预先烫热之茶壶，待水沸冲入，浸泡约五分钟，即可饮用。如不立即饮用，将茶汁注入另一热壶，使与茶叶分离，以免久浸，其味苦涩。荷兰主妇烹茶，取初沸之水冲泡，并将茶壶置于另一壶套内，使保持温度。宾客饮茶时，须咂吸作响，以表示赞赏女主人之美茶。”

⑤西方早期的饮茶习俗和闽南、粤东迄今为止饮用乌龙茶的风尚如出一辙。从茶壶茶杯的容量，冲泡方法，以及武夷茶可泡三次等，可以说是全盘接受我国品茗艺术，它作为我国文化的一个方面而移植欧洲。

（四）在西方世界成为时代的象征

十八世纪初，武夷茶在西方国家风靡一时，成为诗人和戏剧家作品中常见的题材。1725年英国诗人爱德华·扬在《嘲讽》诗中咏一美人：“两瓣朱唇，熏风徐来，吹冷武夷，吹暖郎怀。”⑥另一戏剧作家所写剧本《击妻记》，描写一家咖啡馆开张营业时，一个青年服务员高呼：“新鲜咖啡，先生!新鲜武夷茶，先生!”剧本最能反映当时流行的嗜好与癖性。这就说明武夷茶在西方世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仅代表中国茶叶，而且成为时代的象征。

（五）茶种和制茶工艺在国外的传播

十九世纪，荷兰和英国，先后派人到我国收购茶种和茶苗，雇用或诱骗我国茶叶技术人员，引进制茶工具，仿照我国传统制茶方法，分别选定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尼、印度、斯里兰卡作为繁殖我国茶树和生产茶叶的基地。现简述如下：

 1. 印度尼西亚

“1827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时报》说：早在1823年以前已由中国输入茶苗，植于茂物植物园中，1823年在园艺目录上已列有武夷茶树。制造爪哇第一批样茶之工作，由侨居爪哇之中国人义务担任。”⑦1924年荷兰人在万隆举行庆祝会，纪念(从中国)引种茶树成功一百周年。那年它的茶叶产量160万市担，1933年增为260万市担，成为世界茶叶主要输出国之一。

 2. 印度

十八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世界最大茶叶专卖公司，握有对中国茶叶贸易的专卖权，垄断茶叶价格。英国人把我国茶叶视为摇钱树，在1840年前后，想方设法将我国茶种和制茶工艺引进印度。“印度总督于1832年设立茶叶委员会，由英人及一个在加尔各答居住已久的中国医生组成。委员会派人至中国研究茶叶栽培与制造，同时采办茶籽茶苗，雇用中国工人。1835年购得大批武夷茶籽运到加尔各答。1848年有一英国园艺家受东印度公司指使，乔装华人深入中国内地，采办最优良茶籽茶苗。他于1851年返回加尔各答，带来华工八名，一宗茶籽及二万余株茶树。1855年印度西北省植物园发表报告：从中国武夷山、徽州、婺源等处采办较优之茶籽，分布于全区，生产大量茶籽，可供次年各方之需求。”⑧1934年前后，印度茶叶输出量每年达400万市担以上，印度茶叶捐税委员会特于1934年这一年，拨出一千英镑，作为在伦敦筹备“理想家庭展览会”之用，借以庆祝(从中国)传入印度种茶成功一百周年纪念。英国人自己承认落后于荷兰人十年才搞成茶叶生产。

 3. 斯里兰卡(锡兰)

1841年有一个英国人，从中国旅游回来，带来数株中国茶苗，栽于(斯里兰卡)普塞拉华地方的罗斯却特咖啡园内，后来聘请华人制茶。1866-1867年据植物园主任报告，有一种由中国武夷茶树制成的样茶，在伦敦颇受欢迎。

五、乌龙茶的演变

乌龙茶采制工艺的形成，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武夷山，畅销于闽南与粤东，外销于欧美及东南亚各国。三百年来，在采制工艺、产地及销区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简述如下：

 （一）武夷岩茶演变成为红茶（那个时候的武夷岩茶是乌茶）

早期销到欧洲的武夷茶，是品质优良的武夷岩茶，后来由于西方国家掀起“武夷茶热” ，销场日益扩大，供不应求，冒充武夷岩茶的比比皆是。引起茶商对武夷山岩厂激烈的争夺。争夺结果，闽南人占了优势。产品由泉漳厦及在潮汕所设的茶叶门市部，直接卖给消费者。闽南人既垄断了货源，售价可以随意决定，因而利润很高。外商对售价极高的武夷岩茶不敢问鼎。为了另找出路，寻觅货源，只有各显神通，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各项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在五口通商初期，外商麕集福建抢购茶叶表现得更为突出。

福建有“坦洋”、“白琳”、“政和”三大工夫红茶，都是在五口通商以后产生发展的。以坦洋工夫为例，据福安茶场李述经1957年调查，坦洋老农胡志弟、胡汉同、施宗仁(当时均七十多岁)说：“坦洋在明代已有产茶，但栽培不盛。道光末至咸丰间(1850-1861)，有乡人胡志海自崇安传入种茶，推广种植。又由崇安引进乌茶制法，初时多挑往崇安星村出售。后有广东人运银元至坦洋收购。同治初(1862年)，茶叶生产开始兴盛。光绪七年(1881)坦洋有茶庄36家，出茶七万箱。邻县寿宁、周宁以及浙江泰顺的毛茶亦运来加工。光绪十六年(1890)，茶价跌落，每二箱茶，成本要四十两，洋人还价三十六两，翌年降为十六两才卖掉，茶庄倒闭甚多。坦洋制茶通称乌茶，萎凋后用足揉捻，在阳光下晒干，售给茶庄加工成箱。光绪甘六年(1900)有人改制乌龙茶，只试一年，因亏本不敢再做。”

另据湖南《巴陵县志》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与外洋通商后，广(东)人挟重金来制红茶，农人颇获其利，日晒微红，故曰红茶。”又据同治年间(1862-1874)湖南《安化县志》载：“方红茶之初兴也，打包封箱，客(指茶商)有冒武夷茶以求售者。孰知清香厚味，安化固十倍武夷，以至西洋等处无安化字号不买。广(东)人贩红茶，按谷雨来乡，不利雨而利晴，不须焙而须曝。”湖北《襄阳县志》(1866)谈红茶制法：“雨前摘取茶叶，用晒垫铺晒，晒软合成一堆，用脚揉踩去其苦水又踩晒，至手捻不粘，再加布袋盛贮，筑紧，需三小时之久，待其发烧变色，谓之上汗，汗后又晒，以干为止。”《平江县志》(1874)：“道光末年(1850)，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英国驻九江领事报告：“光绪三年(1877)，安徽祁门因绿茶销场不旺，特改制红茶。”另据1888年叶瑞挺《纯浦随笔》记载：“红茶起自道光季年(1850)，江西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以红茶制法。大约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红茶先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

上述史料，说明省内外开始制红茶的时间，都在五口通商（1843年）之后，制法共通之点为“日晒”。有的冒充武夷茶，有的要挑至崇安星村出售。

1928年《沙县志》记载：“沙邑茶有两种，一名乌龙，一名红边。制乌龙则用火烘，于红边则须日晒，制法略异，而装箱外销，为吾沙出产品一大宗。清同治初，茶市大兴。由同治而光绪(1862-1908年)，茶之出数有增无减，民国以还，远不及矣。查乌龙茶在同治初，计出一万余箱(原注：每箱三十斤)，及季年则增加一倍。光绪兴，茶业如故，自十年起至二十八年(1884-1902)，已增至三万五千余箱。二十九年后，逐渐减少，季年制出二万六千余箱；降至民国，只二万箱或万余箱；民十以后仅数千箱而已。

1934年《崇安县新志》记载：“红茶，清同治间（1862 – 1874），江西茶商至崇安星村传授红茶制法，本地茶户竞相学习，所制红茶，品质优良，星村遂为红茶制造中心。当时，红茶贸易兴盛，‘金骏眉’‘银骏眉’等名品辈出，茶商云集，运输繁忙，红茶经星村运往福州、厦门等口岸，远销海外。”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在市场需求、茶商推动以及各地交流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武夷岩茶产区部分转变为红茶产区，红茶制作工艺逐渐传播开来，改变了茶叶生产与销售的格局。

（二）乌龙茶产地的扩展

乌龙茶最初的产地集中在武夷山一带，随着其 popularity（ popularity 应为 popularity ，意为“ popularity ”，流行、普及度）的提升和市场需求的扩大，产区不断向外拓展。

在福建境内，除武夷山外，安溪、永春、华安等地逐渐成为重要的乌龙茶产区。安溪铁观音更是声名远扬，其种植历史悠久，相传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当地茶农魏荫发现了铁观音茶树。安溪茶区凭借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加之茶农精湛的制茶技艺，使得铁观音茶独具“音韵”，深受茶客喜爱，产品畅销国内外。永春佛手茶也是福建乌龙茶中的特色品种，茶叶形似佛手柑，滋味醇厚回甘，同样拥有广泛的消费群体。华安的乌龙茶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当地利用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茶叶种植，所产茶叶品质逐步提升，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广东的乌龙茶产区主要集中在潮汕地区，如凤凰单丛。凤凰单丛茶源于凤凰山，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茶树生长在云雾缭绕的山间，所产茶叶香型丰富多样，有蜜兰香、鸭屎香、通天香等多种香型，以其“香高、味醇、韵雅”的特点著称，是广东乌龙茶的代表，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远销东南亚等地。

台湾也是乌龙茶的重要产区，自清代嘉庆年间柯朝从福建引入武夷茶种开始，台湾乌龙茶产业逐步发展。台湾茶区分布广泛，包括阿里山、冻顶山、梨山等多个知名产区。冻顶乌龙茶是台湾乌龙茶的经典代表，茶叶呈半球状，色泽墨绿油润，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甘润，带有独特的“冻顶韵”；阿里山乌龙茶生长在高海拔地区，茶汤金黄明亮，香气清扬，口感清新爽口，带有高山茶特有的韵味。台湾乌龙茶在制作工艺上既传承了福建乌龙茶的传统工艺，又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所创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产区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改进制茶工艺，乌龙茶的整体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产区之间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品牌优势，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三）乌龙茶销区的变迁

早期，乌龙茶的主要销区集中在闽南、粤东地区，这里的人们饮茶习俗浓厚，对乌龙茶偏爱有加。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茶店林立，人们日常以品饮乌龙茶为乐，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商务应酬，乌龙茶都是必备饮品。粤东的潮汕地区同样如此，潮汕人对乌龙茶的热爱深入骨髓，工夫茶更是成为当地独特的茶文化符号，家家户户都有一套精致的茶具，用于冲泡乌龙茶，客人来访，必先以茶相待，在当地形成了浓厚的饮茶氛围，为乌龙茶提供了稳定的本地市场。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乌龙茶的销区逐渐拓展到欧美及东南亚各国。在欧美国家，如前文所述，从 17 世纪开始，通过荷兰、英国等国的贸易往来，乌龙茶传入西方，起初在贵族阶层流行，后来逐渐普及到民间。在英国，武夷茶曾风靡一时，成为诗人、戏剧家作品中的常见题材，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大量华人移民，带去了家乡的饮茶习俗，乌龙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迅速扎根，当地华人聚居区茶行众多，乌龙茶成为他们寄托乡愁、联络乡情的重要媒介，同时也吸引了部分当地居民品尝，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然而，近几十年来，乌龙茶的销区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国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北方地区以及内陆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提升，对高品质茶叶的需求增加，乌龙茶开始向这些地区渗透，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的茶叶市场上，乌龙茶的销量逐年上升，消费者被其独特的风味和保健功效所吸引。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面对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茶叶的竞争，以及欧美消费者饮茶口味的变化，乌龙茶的出口面临挑战，但同时也促使茶企不断创新，开发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如推出乌龙茶袋泡茶、速溶乌龙茶等新型产品，拓展新的消费群体，努力维持和扩大海外销区。

总之，乌龙茶在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制作工艺、产地还是销区都经历了诸多变迁，这些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市场的需求以及茶文化的传播与融合。